以前有一個同學的父親是工程師，在他家做project的時候，他給我看過一張大圍的地圖。他說：「以前大圍多麼的好看，你看，現在我們這兒刮一塊，那兒刮一塊，哈哈哈！」他的笑聲有點乾。其實香港真的需要那麼多工程嗎？

「你這樣問，是沒有用的。」八十後工程師說：「需要是我們製造出來，去證實我們存在的重要生存工具。我們一定有辦法做一個數字出來去justify（證實）我們的決定。我們做小的，就是要大眾『覺得』我們的上級是對的。至少我們心中是不是這樣想？當然不。總之，你現在見到的所有理由，其實都是我們製造出來的。我們只是負責執行方案，只要做大佬的說要這樣起，我們做小的，就得把大佬要面對傳媒的答案好好的寫出來。」

「像高鐵的case（個案），有不少工程師都覺得錦上路方案是好的。因為如果你已經有一條原有的鐵路可以使用，就應該用原有的那一條，而不是再製造一條出來。你知不知道造一條鐵路要花多少資源，要用多少人力物力？這條鐵路的興建和走線本身，就是長官意志。」

那鄭汝樺說的「外國專家報告」說，任何的高速鐵路都要通往市中心，是什麼意思？我真心的問。

「每一個方案，都會有好處和壞處。只要是長官說要那個方案，我們的工作，就是要做一些理由去支持那個方案。之前專家小組提出的錦上路方案，其實我們年輕的一些工程師，都說那個方案是不差的。至少西九龍站的建設只是地底車站就需要95億，隧道又要190億。起鐵路是一件不簡單的事，對環境的破壞會很大。所以，最基本要守的信條，是『有現有鐵路，就用現有鐵路』。錦上路方案可以用到現有的鐵路，起的東西都會少一點，環保一點，工程費又少一點。」

長官意志先行

「但是我們不可以開會的時候說的。因為政府的做事方法，是長官意志是先行的。市民大眾以至立法會成員看到的所謂『反對』錦上路方案的理由，我們行內人一看就知道是不成立的。但是市民大眾不會知道，立法會議員就只得一個是工程師，他就當然支持更多工程可以上馬。因為沒有工程，工程師就沒有飯開，工程師沒有飯開，那有人投票給他？」那位工程師無奈的看我，我也不可以說什麼。

我經常都說，政府的運作追不上現在的潮流，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現在的人，其實是有權知道很多事情。如立法會的資料全部上網，也是公開可以下載的pdf，上網一查，很多人也知道政府在睜眼睛講大話。如一地兩檢的問題，《南方都市報》報道香港地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說：「如果一地兩檢不能在這條鐵路上實行的話，所有從內地去的旅客有可能就要在深圳下車辦通關手續再到香港去。整個快速客運的概念就被打破了，效果就完全沒有了，可以說花很多錢建了一條高速鐵路是白費工夫。」鄭汝樺在立法會承認：「政府已成立跨部門專家小組，與內地商討高鐵一地兩檢安排，並不能低估法律問題的難度，（一地兩檢）於高鐵2015年通車同步實行並不樂觀。」（香港經濟日報，2009年11月17日）

但是，無奈的是知道事實真相的人，都不可以改變現狀。或許，有一天當我們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後，我們知道高鐵的走線設計，就知道收那塊地，要收幾多地。只要我事先購入物業，當中又可以有幾多個億會滾入一些「早先機」的人士。

我們沒有資格質疑，長官們認為是對的，整個香港的蟻民就無法反對。政府講大話，我們無辦法。這就是「我們」和「他們」的不同……以上千五字，解釋了為何我不當香港是我的家。

很喜歡看健吾寫的文章，因為很能產生共鳴。

據我所知，他跟我是同齡，當然，他比我叻多了，是個讀書人，出國流學，又在大學教書。但最令我欣賞他的地方是他雖是讀書人，但寫的文章很到地，能代入現今80後，或稱Ｙ世代的青年的世界裡，替我們說話，替我們這班被現在40-50歲左右的上司說到一文不值的下代說句公道話。

我做過幾間不同行業的公司，經理們都不約而同地不過40來歲，他們能爬到最高的權力階級，無可否認，一定是他們多年來的努力和經驗所換取回來的。

一個經理，一個月大約最少也有3，4萬一個月吧，公一份婆一份，一家人月入8-10萬不出奇，他們的生活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這班沒有父蔭、一畢業即背起政府10萬grant/loan的80後的眼界。

我們，一個月萬來蚊，一出糧，要還錢、俾家用、供份保險加份基金(因為將來不能靠政府，也不想靠）、交手機費、上網費、有時跟朋友出來吃兩餐飯也不為過，就這樣，一個月，我想，跟我一般出身的後生仔，是不可能有什麼積蓄了。

要有少少積蓄，打算結婚，蓄個首期，如果沒有家人支持，我估計，快則5年，正常起碼要畢業10年後先有勇氣去想想人生大事...

我不是抱怨什麼，只是現在的社會階級流動確實已經近乎停滯了。人之常情，在公司的經理們，40來歲，辛苦多年，現在才是收成期，俾我打到唔肯走啦。一間公司，講真，要做的，做了那麼多年，什麼也上手了，基本上是在等日子過，等退休。而我們這班80後，偏偏讀過下書，叫做懂得思考，不想做順民，想有番作為的後生仔，唯有在等，等有機會，等上面的人走，等公司發展，加新post。可惜，人生有幾個十年，一個十年都夠磨人了，什麼雄心壯志都被洗淨了。唯有在公司裡做個不高不低的主任。

希望在上者在interview後生仔時，多點寬容，少點留難，雖知道大家都係出來搵啖食，你們有今日，除了自己努力外，很大部份是廿年前香港社會起飛，所造就你們的。

我們80後也得爭氣，多點創意，大胆一點，踏出一步，在我們的祖國大陸，機會暫時還多得很的，但要快了，因為有不少人已經一路向北。

我記得，在中文課的時候，老師叫我不要寫「青年人」，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，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，不需要強調「雌性母親」一樣。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，至少，他當「我們」是人。但是，我以為，一個叫突破的機構，是知道面對窒息的、不平的、不合理的現象，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，是會鼓勵青年「人」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，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。

青年「人」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

立法會辯論《施政報告》，李卓人議員提及Ｙ世代的出路問題。他說：「什麼是Ｙ世代，是1980年代出身的人。」我想，很有趣，因為他所指的Ｙ世代，對我所認知，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，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。Ｘ世代是後Baby Boomer，Ｙ世代其實是1981年打後10年至15年，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後。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，炒成一碟語氣激昂，鏗鏘有力的演辭。他說：「主席，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，即是Ｙ世代的問題，三無世代：無階梯、無前景、無穩定。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？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，為什麼？就是我們這一代，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：屋仔、車仔、老婆仔、ＢＢ仔。我們上晒岸啦，全部四仔啦，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，就全部位高權重，完全不理會Ｙ世代。」

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，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：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。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，青年「人」現在的窘境，不只是有人有怨氣，是大家都沒有出路。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，在政府工作，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，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，有些人努力辛勤，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，都是合約員工，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？是什麼原因？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，不值得人去珍惜嗎？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，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，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？

「你們」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？

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「世代討論」中，我們常常聽到「你們」和「我們」，我80後生，勉強稱我為「我們」吧。我們有些人會倒曾，有些人會沉迷濫藥，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，這兒很絕望，很迷惘。至少，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，他們都有失眠問題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，而是不能入睡，有人已經有30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可以做什麼。（剩下兩個是國內生，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，所以不會想太多。）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，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。我看他們，我不禁問一個問題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去說：「年輕人，靠自己」，「認清香港優勢」，「知道自己的價值」，「不要以為倒曾（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、抗爭）可以做到什麼」。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，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，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。至少，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，認識更多事情的人，每天回去都看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、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，為了一份工，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，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那些「這一代年輕人被動、沒主見、沒有深度、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」這些批評，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，是跟「他們」沒有關係似的。

李卓人議員，對，你們上位了，那你可以告訴我，「你們」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？你告訴我，你們想怎樣？你可以叫「你們」的朋友，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，集體離開這個香港，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？

香港之成為今天的香港，應始自一九六七年後。之前，香港從來都是「兩城」——殖民地政府與華人社群仿如電車軌般平行發展，直至六七年後，港英開始推行「香港的四個現代化」。不管是刻意經營，抑或是摸石頭過河，從六七至九七，香港經濟由轉口貿易到製作業，到金融服務業，其間轉型有驚無險，建立了香港的核心價值，福利制度，法治精神，乃至普及文化。對香港的第二代及第三代來說，香港更是美國式的機會之邦！

在那三十年裏面，香港的社會向上流動梯階是人所共知、人所共享的。關鍵在教育及買樓。無論出身怎樣貧困，只要書讀得好，有一份穩定的職業，隨經濟跌跌撞撞的不斷繁榮，收入跟隨通脹上升，只要供得起樓，港人便可由草根上升至中產。這是人人都見證的歷史。還是九成按揭的年代，打工仔辛苦工作好幾年，便儲錢交首期，開始供樓。最低層的由300-400呎的樓房開始，每一個樓市的升浪，便跳高一級，樓換樓，到500-700呎，然後是800-1000呎。一般來說，十多廿年過去，大部分中產都循這個梯階成為「準豪宅」的業主。幸運的，還可能有第二層樓，第三層樓。那他們乃至他們的子女的一生，便有了保障！

六七年後，港英講「安定繁榮」，先「安定」後「繁榮」，而要安定，先要港人有歸屬感，樂於在此落葉歸根。在精神層次，歸屬感來自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，為香港的成就自豪。在物質層次，除了香港不斷提供機會給人創業，發達外，便是港人的「身家」不斷升值。樓價不斷一浪一浪的上升，便是最不吃力的令港人覺得「香港好」的方法！

我還記得，八九年六四之後，不少中產港人賣樓移民，或往澳紐，或往美加，結果十年八年後，回流的港人都發現自己比留港建港的朋友貧窮！不是留港者事業大步向前，只因為他們沒有離開，所擁有的房子價值大漲，他們便變得有錢了！

換句話說，有兩代香港人已習慣了，只要他們能供得起樓，就算沒有升職加薪中六合彩，他們的「身家」都會自動增值。香港中產欠缺退休保障，他們擁有的物業便是他們的退休保障！

最近，有女醫生怨曾蔭權，以她和律師男友的收入，竟然無法上車供樓！坊間評論，或指她好高鶩遠，或說她們其實還有許多選擇。這些評論皆誤中副車，問題關鍵不在於她們是否真的買不起樓，而是昔日她倆可以從供「準豪宅」起步，如今卻可能要像草根般由供400-500呎的樓起步，令她的預期嚴重落差！過去行之數十年的社會向上流動梯階，顯然是出了問題。

由於「豪宅」價錢被大陸來客推高，發展商只顧興建天價豪宅，「準豪宅」一族只能望樓輕嘆，眼前的一道鴻溝無法跨越。至於年輕的第四，五代，因樓價飛升，除非有父蔭，否則勢難踏足向上流動梯階！樓價最能顯示社會的兩極化，也最能顯示香港的「M形社會化」。

說來淒涼，對香港的歸屬感，其實基礎十分脆弱，建基於能不能擁有自己的一層樓，能不能趕上「樓價升，身家漲」的列車。連大學生都不能上樓，你叫他們怎樣對香港有歸屬感？在樓價如脫韁野馬的日子，已聞有第三代寄語第四代放棄追隨社會預期一定要買樓，活不好就走，往美加澳紐也好，最好回大陸。

回想四九年從大陸來港的第一代，他們大多視香港為「寓居」，心底下總有一個夢，就是有一天可以回到大陸，所以他們罕有以香港為家，當時流行的說法是﹕他們是與殖民地「互不存在」的一代！香港的第二，三代，拚盡氣力建設香港，建構對香港的歸屬感，配合社會向上流動梯階，成功了三十年。只是現時第四代和第五代，又被飛升的樓價抽走了他們的向上流動梯階，他們被迫要放眼大陸，遙望世界，為了個人前途及發展，恐怕不能再歸屬香港矣！

文 馬恩賜